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聚焦礦產資源保障—— 把“工業糧食”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中國自然資源報記者：楊旋

      黨中央多次對保障國家資源安全作出部署安排。2021年11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國家安全戰略（2021~2025年）》時提出，要確保能源礦產安全。礦產安全首次上升到國家戰略，與糧食安全一起被納入國家安全的總體格局中。隨后，2021年12月8日~10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正確認識和把握初級產品供給保障，要增強國內資源生產保障能力，加快油氣等資源先進開采技術開發應用。

      多位院士專家在采訪中表示，礦產資源是工業、農業和國防等行業不可或缺的“糧食”，關系著國民經濟的命脈。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圍持續發酵，世界地緣政治風險不斷加劇，國際形勢復雜多變。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上，更要站在國家安全的戰略高度，大力提升礦產資源的保障能力，確保“工業糧食”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開動鉆機

支撐地位不變，礦產資源持續保障經濟社會發展

      我國是世界上少數礦產資源種類齊全、儲量豐富的國家之一?！吨袊V產資源報告2021》顯示，截至2020年底，我國已發現礦產173種。其中，能源礦產13種、金屬礦產59種、非金屬礦產95種、水氣礦產6種。

      同時，我國也是全球第一大礦產品生產國和消費國。2020年，我國的煤炭、黃金、鉛、鋅、鎢、稀土等多種礦產資源產量排名世界第一，36種礦產消費量居全球第一，22種礦產的消費量占全球比例超過一半。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礦產資源成為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社會長期穩定的重要支柱。由中國地質科學院、中國礦產資源與材料應用協同創新平臺共同撰寫的《我國礦業發展重大政策研究》報告指出，從1949年到2000年，321億噸煤炭、36億噸石油、4400億立方米天然氣、24億噸粗鋼、2200萬噸銅和3300萬噸原鋁，解決了全國人民的溫飽問題。從2000年到2020年，近700億噸煤炭、92億噸石油、2.8萬億立方米天然氣、135億噸粗鋼、1.56億噸銅和3.93億噸原鋁，為建成小康社會提供了可靠的礦產資源保障。

      而支撐保障的背后，是70多年來地質勘查、礦業開發取得的巨大成就。從1949年到2020年，我國煤炭產量從32萬噸增長至39億噸，石油由7萬噸增長至1.9億噸，天然氣從700萬立方米增長至1940億立方米，黃金從4噸增長至380噸。礦業已成為國民經濟中的基礎性、支撐性產業。

      可以看出，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到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能源和礦產資源作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物質基礎的支撐地位，一直沒有變。

      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我國礦業積極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通過綠色勘查、綠色開發、節約資源、生態修復推動綠色礦山建設，實現節能減排、合理配置、高效利用的管理方式，不僅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可靠的資源保障，也探索出了一條資源環境相協調的新發展路徑。

鋰礦找礦

供需矛盾突出，礦產資源安全面臨諸多風險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仍然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

      基本國情沒有變，意味著對礦產資源需求的態勢沒有變。然而，當前的礦產資源安全卻面臨嚴峻形勢。

      向國際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深遠，國際政治經濟環境錯綜復雜，各種不確定的因素明顯增加。全球礦產資源供應鏈受疫情影響，石油、鐵礦石、碳酸鋰等價格不斷攀升，而居高不下的對外依存度，已經嚴重影響了國內產業的穩定運行，威脅著國家安全與發展。

      “從地球系統科學的角度出發，全球礦產資源稟賦分布不均，資源品質有優有劣，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實現礦產資源的自我供給。”原國土資源部總工程師、中國地質大學（北京）自然資源戰略發展研究院教授張洪濤表示，我國大宗礦產短缺，石油、天然氣、鐵礦石等對外依存度超過40%，“而當前全球資源的供需格局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破壞，供應鏈斷裂的風險首當其沖，任何國家都承受不起其后果。”

      從國內看，“雙碳”目標下產業結構升級、資源需求結構調整，對礦業領域的高質量發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戰略性新興產業、先進制造業的快速發展，新材料、新能源、高新技術、航空航天等領域至關重要的礦產資源需求快速上升，而這些礦產已經成為大國博弈和競爭的焦點。

      “我國雖然是資源大國，但是人均占有資源量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國科學院院士翟明國總結，我國礦產資源具有人均占有量小、需求和消費量大、對外依存度高和國內供應能力下降的特點，并且這些特點短時期內不會改變。

      在這一特殊的礦產資源國情背景下，我國非油氣礦產勘查投入整體性持續下降，資源儲量增速放緩，礦業權數量下降明顯，國內產能供應后勁不足，海外供應受阻，供需矛盾變得尤為突出，資源安全形勢十分嚴峻。

      “2012年，國內非油氣礦產勘查的投入資金為414億元，到2020年只有82.47億元，降幅達80%；探礦權從2010年的3.3萬多個，下降到2020年的1萬多個，減少了近70%。”中國工程院院士、原地質礦產部總工程師陳毓川指出，整個國內礦業在萎縮，其原因在于勘查投入資金大、風險高，中央財政投入下降，社會資金意愿不強。

      同時，翟明國認為新形勢下我國礦業相關政策也是一大掣肘。例如，生態保護紅線劃定與礦業政策缺乏系統協調和科學銜接，缺少差異化分析和因地制宜的管理方案，礦業開發與生態保護還有一定的空間沖突，不利于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統籌推進。

      陳毓川指出，當前我國的找礦技術、方法、理論還處于跟跑地位，尤其是在航空物探、衛星遙感、鉆探技術等方面，與國外先進水平有較大差距，一些高端關鍵的礦產資源開發利用技術裝備較為落后。

      業內有專家表示，我國一些優勢礦產資源過度開發，綜合效益沒有得到充分發揮，礦產資源二次利用水平不高，回收率遠低于發達國家，資源浪費現象仍然普遍存在。

野外勘探

守住安全底線，提高礦產資源保障能力

      風險挑戰更多，安全之于發展的重要性愈發凸顯。

      要保障礦產資源安全，就必須統籌發展和安全，牢牢守住礦產資源安全底線。只有明確礦產資源國內生產自給的戰略底線，保持國內資源供需的動態平衡，加強充實礦產資源戰略儲備，才能在關鍵時刻發揮保底線的重要作用。

      對于如何端牢“工業糧食”的飯碗，今年《政府工作報告》給出了明確的答案——增強國內資源生產保障能力，加快油氣、礦產等資源勘探開發。

      在張洪濤看來，《政府工作報告》中的這句話，既是機遇，更具挑戰。“在雙循環格局下，要立足國內加強礦產資源保障，這需要礦業更高質量的發展和更高水平的開放，需要從數量、質量、結構、均衡、經濟等要素進行全方位的調整和進步。只有高質量的發展，才能促進高水平的安全。”

      增強國內的資源保障能力，當務之急應該是摸清資源家底。業內人士建議，將礦產資源納入自然資源的統一調查監測中，重點調查評價緊缺的戰略性礦產資源，并進行長、中、短期監測，以此為基礎圈定找礦的遠景區、靶區。只有摸清家底，知道礦在哪、有多少、能不能用，才能做到開發礦產資源心中有“數”。

      翟明國指出，在對新的國際政治經濟形勢以及我國目前經濟發展客觀準確的分析下，對我國的礦產資源供需安全進行準確分析和戰略性評估，提高風險的預見、預判能力，至關重要。他建議，厘清戰略性礦產中的“卡脖子”清單，進行重點宏觀調控并納入紅線，提高安全供應能力和開發利用水平，同時建立監測預警機制，強化應對國際重大沖突資源安全預警能力。

      要端牢“工業糧食”的飯碗，必須推動礦業高質量發展。立足國情和礦業領域現狀，確立資源安全第一的導向，堅持在保護中發展、在發展中保護。業內專家建議，深化礦業領域改革，推進“凈礦”出讓，加強改進礦產監管和執法，同時向社會公眾釋放鼓勵的信號，制定相關激勵政策，讓更多社會資金進入資源勘查開發領域。

      陳毓川表示，應該立足資源稟賦，樹立資源安全的底線思維，大力推進礦業的綠色發展，實現礦業開發和保護環境雙贏，而不是在環保、管理等問題上“一刀切”。

      翟明國也表示，礦產資源關乎國家安全，在涉礦政策的修改制定上要堅持實事求是和底線思維，生態保護紅線劃定和加強資源勘查要堅持先立后破，從科學的角度完善生態保護紅線內戰略性礦產勘查開發的差別化管理政策，做好空間規劃布局。

      糧食安全是國之大者，礦產安全也應該是國之大者。中國政法大學國土資源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李顯東建議，對礦產資源法的修改應著重凸顯“安全”二字，將保障國家礦產資源安全置于立法目的的首要位置，保障礦業權人的合法權益，用法律為資源安全保駕護航。

      全球化背景下，加強國際合作，實行資源的全球化配置，是各國的共識。對此，業內專家也建議，充分發揮上海合作組織、“一帶一路”倡議國家間的合作伙伴關系，依靠多邊機制，在礦產資源勘查、開發、利用的理論技術實踐等層面開展深入合作。

      歷史的經驗、現實的判斷、未來的形勢，都要求我們必須將“工業糧食”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只有充分保障國家資源安全，才能把握未來發展主動權，牢牢守住新發展格局的安全底線。

新疆和靜縣備戰鐵礦礦坑

（本文圖片由本報記者馬當福、通訊員程宏彬、唐文春提供）